春风大雅作甘霖
教泽绵长誉八方
何鲁先生自1919年留法归国，先后就职于南京高等师范、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大同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中国公学、安徽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历任教授、教务长、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是重庆大学首位理学院院长、第五任校长，也是民国时期重庆大学不可多得的部聘教授。
作为“五四”以来中国高等数学教育的一代宗师，何鲁学贯中西，界跨理艺，办学覆盖大中小学，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多层次实践者与全方位参与者。他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兼通多能、广施教泽，是成功带领重庆大学师生从民国旧体制走向新时代的著名教育家。
何氏门墙多英才
1919年，何鲁从法国里昂大学毕业，以论文《纯粹数矩阵论》获理学硕士学位。随即在“五四”爱国运动的热烈感召下，回到正值“多事之秋”的祖国。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透过对历史的痛切反思，何鲁意识到：欲使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命运，必须当好铺路石，去造就更多堪当科学大任的人才。从25岁担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到79岁去世，何鲁一生培养的青年才俊、学子菁英可谓阵容豪华、星光灿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国家最高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吴文俊，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吴有训，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化学家柳大纲......这些堪称“一时之选”的人物，都曾受业于何鲁的门下。
图为何鲁与严济慈
万里重洋“两地书”
何鲁初到南京高师时，用的是法国教材，能听懂的学生很少。可他发现有一个学生堂堂必到，专心听讲，还与老师讨论，令何鲁十分爱惜。这个人就是严济慈。
人生得遇英才，何鲁大感快慰，遂倾平生所学相授，师生研讨学术，每至于“焚膏继晷”。
严济慈出生清贫农家，经济常感窘迫。何鲁离开南京高师后，每逢暑假，都邀严济慈来家中度假。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严济慈逐渐掌握了法文，演算了大量习题，学业日益精进，把诸多朋辈抛在了后面。1923年，在何鲁等人的资助下，严济慈赴法留学。他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聪颖，在不长的时间里连续取得三张主科文凭，获巴黎大学数理硕士学位，一时传为美谈。1927年，严济慈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
摘自严济慈《法兰西情书》。严济慈于何鲁的通信，记载了何鲁与严济慈的深厚师生情
摘自严济慈《法兰西情书》。1923年，严济慈在赴法国的邮轮上写给何鲁的书信，列举了何鲁（何师）对他的资助
严济慈留法期间，何鲁常以书信与之交流。关山重重，一封封跨越万里的书简，记载了他们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收入《法兰西情书》，结集出版。
改革教育的“建言者”
1932年，何鲁回川接任虚悬多时的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并主编《初等教育》杂志，陆续写成《论四川教育之亟待改革者》《改革四川教育意见书》《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四川分会成立宣言》等文章，对当时四川的大学、中学、小学教育提出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改革意见及建议，后收入《何鲁文抄》出版。
1935年，何鲁对四川省教育厅受民国教育部之命，强行裁撤重庆大学文学院并入川大一事，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尖锐指出：
“西方发达国家综合性大学的文科设置长期被当作学府的灵魂而不容搁置，综合性大学没有文科是不可想象的，对培养多科性通识的高级人才极为不利......”
重庆大学副校长甘绩镛（前排左七）理学院院长何鲁（前排左六）等与农学院师生合影
大中小学一起办的“新学达人”
1943年的载英中学毕业证
1936年秋，重庆大学首届本科生毕业，为解决41名同学的就业出路，何鲁倡议并联络税西恒、段调元、郭坚白、彭用仪、罗元辉等教授，在重庆唐家沱创办载英中学，自己亲任校长，聘请重大毕业生到该校任教。1938年底，为防患日本军机轰炸，何鲁筹划将载英中学高中部迁往四川广安，利用老家何氏宗祠创办储英中学，遍揽川中名师和重大优秀毕业生前往任教，使办学格局逐步达到17个班1000余人规模，在川东、川北产生广泛影响。
据统计，自1927年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代理安徽大学校长，到1947年创办私立达育小学（今重庆中华路小学）兼任荣誉校长，何鲁牵头创办或参与筹办并兼任教职的大、中、小学包括云南大学、巴蜀中学等近20所，可谓名副其实的“兴学达人”。
毕业证书
为旁听生开一扇窗
学生王建业、唐开虞、伯有龙因耽误入学考试，恳请入校旁听以免“虚掷时光，荒废学业”，学校对三位学生进行甄别口试，鉴定三位学生均符合本科入学标准。于是何鲁致函校长希望将他们暂定为旁听生，“使各遂其至以观后效”。
何鲁批准三人成为旁听生的文件
兼通理艺文的“多面圣手”
作为民国时期重庆大学不可多得的部聘教授，何鲁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给学生一碗水，老师要有一桶水”，何鲁每以极高的综合素质要求自身，他博学多能，兼通数理、书法及文字，长期以才艺优长、诗书俱佳享誉学界和社会。
公开出版的何鲁书法集和诗词作品
四川美术出版社推出的何鲁书法研究专辑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劳动节，重庆举行盛大庆典，刘伯承、邓小平等党政领导和各界代表出席。席间，刘伯承对何鲁说：“奎垣先生，我们1919年相识至今已30年了，今逢盛事，你是诗人不可无诗啊！”何鲁即席赋诗：“劳动三八制，五一庆成功，事事国际化，人人乐大同。”又书：“历史翻新页，将军百战余。痛饮一席酒，胜读十年书。”（押“平水韵”）
刘伯承高兴地将诗稿放入衣袋。让何鲁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送来了刘伯承的和诗：“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大同。无数先烈血，薄成此丰功。”又一首：“中华新纪元，胜利歌有余。共饮联欢酒，勤翻建设书。”何鲁将这一文献珍藏，后携至北京与自己的原题作品装裱合一，并请张伯驹、潘素、沈裕君、何郝炬、张秀熟、马识途、黄墨谷、王云凡、吴则虞等贤达补题，张伯驹夫人潘素欣然作《盛节纪燕图》，遂联为长卷，成为佳话。
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