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在《重大校刊》第4期上公开发表了《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他认为：对于一个深陷泥潭的民族，文化的力量甚至比物质大过许多，欲恢复民族固有之地位，必先恢复民族固有之精神。《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勾勒出一幅“为重庆市文化计，为四川省文化计，为西南文化计，为复兴中华民族计，重庆市应建立一文化区”的文化蓝图，首次明确提出了在沙坪坝建设重庆市文化区的设想和成立建设重庆市文化区委员会等在内的具体步骤。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作为重庆市沙磁文化区的第一个倡导者和主要创建人之一，主持成立的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擎起了光耀千秋的沙磁学灯。重庆大学凝聚了大批学者精英和仁人志士在抗战时期，进行了防空救护措施、抗日救亡运动和学术、文化、艺术等诸多活动，皆为沙磁行政建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重庆大学为四川最高学府之一，宜如何发展天赋特殊优越之地位与本能，以形成整个民族复兴之中心，本校负有义无可辞之使命。
1933年10月，重庆大学由菜园坝迁入沙坪坝，汇聚了当时全川乃至全国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抗战时期，重庆大学为中央大学和中央工校等大批内迁院校到沙磁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了凝聚这些院校的轴心和支点。
中央大学沙坪坝松林坡本部全景
中央大学沙坪坝松林坡本部全景
中央大学松林坡礼堂（后称之为“七七“抗战礼堂）
现位于重庆大学松林坡麓的中央大学迁渝纪念亭
大批优秀学者和文化大家的聚集，将沙磁地区原有的悠久文化传统和近代优秀文化的进步精神持续推向前进，丰富并提升了沙磁地区乃至重庆市的人文涵养和精神品味。
1936年初冬，嘉陵江畔，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在《重大校刊》第4期上发表了《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以学者眼光，执理论之笔，勾勒出了一幅沙磁文化区的建设蓝图。
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重大校刊第4期
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重大校刊第4期
胡庶华校长
全文从文化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中的重要性、重庆市的文化现状、重庆市有建立文化区的必要、重庆市文化区应建立在沙坪坝、重庆市文化区实验的步骤和结论六部分着笔，详细阐述了胡庶华的主张“发展四川（也可说是西南）枢纽之重庆文化，尤为其中最主要之一环，故重庆市之应建立新文化区，其意又不仅在四川文化本身的发展，而尤关系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
重庆沙磁文化区地理位置图
抗战时期，沙磁文化区集中了当时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高校、八分之一以上的大学生，还有众多的学术科研机构，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重心自东向西的大迁移，实际也已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
1938年4月1日，《重大校刊》第23期上发表四年级学生童登厚的长篇论文《沙坪坝区森林公园建设论》，就森林与国防、市民防空林作了深度剖析，提出了在沙坪文化区大规模植树造林的建议和实施方案。
重庆大学四年级学生童登厚发表长篇论文《沙坪坝区森林公园建设论》
1939年10月27日，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主任委员叶元龙以重庆大学校长的身份，率全体教职员发表《阐明国是声讨汉奸》的电文，坚决声讨汪精卫投降叛国的罪恶行径。还成立了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
1940年3月3日沙磁区国民月会上通过了《讨汪宣言》，图为该会传单
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组织大纲
共同表达了作为战时中国文教重镇的沙磁文化区及人民保家卫国的决心。
重庆现在是全国的重心，而沙磁区又是重庆文化的重心。
文化区的学术界主要有李四光、竺可桢、顾颉刚、钱穆、傅斯年、梁希、邹树文、马寅初、吴文藻、冯简、何鲁、柯召、金宝善等，文学界主要有郭沫若、巴金、冰心、臧克家、于右任、沈尹默、柳亚子等，美术界主要有徐悲鸿、吕凤子、丰子恺、张善子、傅抱石、陈之佛、黄君璧、潘天寿等，戏剧界主要有杨翰苼、杜国庠、洪深等，音乐舞蹈界主要有许可经、刘雪庵、陈田鹤、戴爱莲等，创作了大批政治性、艺术性、观赏性极高的优秀文化作品和学术科技成果专著，对文化区乃至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伴随着战时重庆地位的提高和形式的发展变化，沙磁文化区原有的建制、组织和范围远远不能适应，亟待行政地位的确定。
1939年7月26日行政院批准成立沙磁区临时办事处指令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学第二任校长胡庶华、第三任校长叶元龙携手重大师生及大批学者精英和仁人志士，肩负起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励精图治五年，推动沙磁文化区从一纸理想蓝图，落地生根为行政建制，为战时和战后的中国培养了各类建设人才，奠定了至今作为重庆市著名文化教育区的地位，这一创举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力量将长久地给后来者以借鉴与启迪。沙坪坝区作为战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蜚声海内外，是战时中华民族为争取伟大复兴而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更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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